type
Post
status
Published
date
Jun 16, 2026
slug
protect-minors-save-internet-global-consensus
summary
全球多国正加紧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采取从年龄限制、平台责任到产品设计义务的多种路径：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使用社交媒体，澳大利亚已实施禁令并删除470万未成年账号，美国通过大额赔偿判决迫使平台承担“注意义务”，而中国则通过青少年模式、游戏限时和内容分级等措施持续限制未成年人上网时间。各国经验显示，仅靠禁令或时间控制难以根除问题，关键在于让平台设计更安全、减少成瘾性功能。
tags
未成年人保护
社交媒体
Facebook
Meta
美国
互联网
社会现象
category
🤖科技与互联网
icon
password
2026 年 6 月 15 日，英国政府宣布了一项禁令计划：16 岁以下，不能用社交媒体。
文件里列出的范围很大。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和 X 这一类平台，都可能被纳入禁令。判断标准也不复杂。用户能发内容，能彼此互动，内容还会被算法推着走。WhatsApp 和 Signal 这类即时通讯工具暂时留下。
英国显然不想重演澳大利亚的钻空子现场。假生日、VPN、父母账号，这些办法澳大利亚孩子已经演示过一遍。所以英国准备上更强的年龄保证措施。政府手里还有一组政治上很好用的数字。116,000 份咨询回复，九成家长支持，三分之二年轻人同意至少部分平台不该向 16 岁以下开放。
换句话说，政府可以把锅端得很稳。父母受够了，孩子也未必反对。
另一条批评意见也很快出现。英国找对了病灶，却开错了药。
孩子不该为了参与现代数字生活交出隐私。真正危险的地方，也不只是孩子出现在社交媒体上，而是社交媒体从设计之初就不安全。
这条批评可以塞进过去三个月发生的几乎所有新闻里。
2026 年 3 月 25 日，洛杉矶。一个叫凯莉（Kaley）的 20 岁女孩坐在法庭的原告席上。8 岁那年，她注册了 YouTube；9 岁，她有了 Instagram 账号。她的律师告诉陪审团，这些应用程序被设计成了“数字赌场”：不需要筹码，下注的是一个孩子的童年。
经过五周审理，陪审团做出裁定：Meta 和 YouTube 对凯莉的社交媒体成瘾负有过失责任。赔偿 600 万美元，300 万补偿性赔偿，300 万惩罚性赔偿。Meta 承担 70%，Google 承担 30%。
这还不是最大的一笔。就在前一天，新墨西哥州的另一个陪审团刚刚判定 Meta 赔偿 3.75 亿美元，因为它未能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
这也不会是最后一笔。这两个案件是所谓的“bellwether”案，风向标。在它们身后，还有超过 2,000 个类似案件正在排队。
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三条路径，最后都撞上了同一个问题：
平台到底要不要为未成年人的伤害负责？
答案正在从道德呼吁变成法律现实。
但“管起来”和“管得好”之间，还隔着一道沟。
1 “孩子不是你的用户，孩子是你的产品”
如果你把 2025 年末到 2026 年初各国针对社交媒体平台做出的裁决和立法行动排在一条时间线上，会看到一条密度空前的链条。
它没有单一的政治来源，也不只属于某个文化圈。它在全球同时发生。
美国是诉讼最前线。
洛杉矶案和新墨西哥案只是 bellwether，用来试探陪审团态度的先行案件。它们的意义不在赔偿金额，而在信号：陪审团愿意认定平台对未成年人伤害负有法律责任。
在它们身后，2,000 多个案件已经进入联邦多地诉讼程序（MDL）。到 2026 年 5 月，原本在国会里反复卡住的《儿童在线安全法》（KOSA）也重新获得推进窗口。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泰德·克鲁兹（Ted Cruz）公开表示将推动儿童在线安全一揽子方案。KOSA 的核心语言，就是要求平台在设计产品时对未成年人承担“注意义务”（duty of care）。
这才是变化的关键：美国没有选择统一拉闸，它在把责任从家长和孩子身上，往产品设计者身上推。
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已经提出了一条清晰红线：禁止平台向 13 岁以下用户推送通知，禁止自动播放，禁止将未成年人数据用于定向广告。加利福尼亚州的《适龄设计规范法》（AADC）要求平台在设计任何新功能时，默认考虑“儿童最佳利益”。
在美国，问题开始从“要不要管”转向“赔多少”。
澳大利亚走得更狠。
2025 年 12 月 10 日，全球第一个全面禁止 16 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正式生效。三个月内，470 万个账号被停用或删除。这个数字在全球媒体上反复出现，像一枚勋章，也像一个问号。
英国则从“测试方案”直接跳到了“宣布禁令”。
上议院两次投票支持 under-16 禁令修正案后，英国政府原本还在试探：300 个家庭，完全禁用、每日 60 分钟限时、晚 9 点至早 7 点宵禁、对照组，四种方案，六周实验。但 6 月 15 日，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领导的政府直接宣布，将禁止 16 岁以下使用社交媒体，并计划使用澳大利亚模式。
英国方案微妙的地方在于，它想做“澳大利亚 plus”。主要社交平台要挡住 16 岁以下用户；其他“安全”平台也要限制直播、陌生人联系、阅后即焚消息；18 岁以下还将被禁止使用带浪漫或性意味互动的 AI 聊天机器人。英国把社交媒体、游戏、AI 伴侣和年龄验证缝进了一张网里。
欧洲各国也在跟进。
法国国民议会已经在 1 月批准 15 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仍需参议院和最终表决；丹麦宣布 15 岁以下禁令，父母可为 13 岁以上孩子例外授权；挪威正在推进 15 岁绝对最低年龄；波兰准备 under-15 禁令草案，并要求平台承担年龄验证责任；西班牙把目标放到 16 岁以下，同时要求平台实施年龄验证。到 6 月，瑞典政府任命的委员会也建议把社交媒体最低年龄设为 15 岁。
欧盟层面也开始改口。5 月，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欧盟将在即将提出的《数字公平法》中瞄准“成瘾性和有害设计实践”。
这句话比“禁止孩子使用”更重要，因为它把问题重新推回产品结构。
亚洲也在加速。
马来西亚通信监管机构 6 月 1 日表示，已经开始禁止 16 岁以下用户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印度首席经济顾问在 1 月呼吁对社交媒体设年龄限制，称这些平台以“掠夺性”方式维持用户在线；中国在 2026 年 3 月 1 日实施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下的内容分级新规，同时正在酝酿更严格的社交平台年龄门槛。
把这些行动放在一起看，很难不想到另一场全球性的法律运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 46 个州联合起诉烟草公司，最终达成 2,060 亿美元和解。那场诉讼改变了整个烟草行业。它没有禁止吸烟，但让烟草公司为产品的成瘾性设计承担责任。
现在，越来越多媒体开始用“Big Tech 的 Big Tobacco 时刻”来形容当前局面。
这个类比有精确的地方：两者都是在公众健康危机积累到临界点后爆发的法律清算；两者都发现企业内部早就知道自己的产品有害，却选择沉默；两者最后都走向产品责任诉讼。
这个类比也有失准的地方。香烟是一种可以被替代的消费品，社交媒体却已经嵌进这一代未成年人的社交结构、信息获取和身份认同里。
你可以让一个人不抽烟。
但你能让一个 15 岁的人不上网吗？
各国立法者的答案是：可以试试。
于是，问题来了。
2 “管管孩子”这件事，中国已经做了五年
如果你想知道“管起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不需要等澳大利亚的实验结果，也不需要等英国的试点报告。
看中国就行。
中国是全球最早大规模实施未成年人互联网管制的国家。这件事，中国已经做了五年。
2019 年，各大平台上线“青少年模式”。2021 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被称为“最严游戏限令”的通知：未成年人仅能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的晚 8 点到 9 点玩网络游戏，每次一小时。2023 年，《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内容管控进一步收紧。2025 年，设备级未成年人模式规定出台，从系统层面介入。2026 年 3 月 1 日，内容分级新规正式生效。
从力度上看，中国确实走在全球前面。
从数据上看，效果也很漂亮。腾讯 2021 年财报显示，未成年用户游戏时长占比降至 0.9%，总时长同比下降 88%。《2024 中国游戏产业未成年人保护报告》显示，每周游戏时长超过 3 小时的未成年人从 62.1% 降至 24.9%。
但数据漂亮的另一面，是一条灰色产业链。
超过两成未成年人在触发防沉迷限制后，通过租借成人身份继续游戏。33.64% 的家长用自己的身份证帮孩子注册账号。央视《焦点访谈》曝光过 4 元/小时租用成人游戏账号的地下产业链。游戏直播平台上，“帮过人脸”成了一门生意。
游戏被管住了，时间流向了短视频。那里才是尚未被同等力度覆盖的战场。
这是一个经典的“气球效应”：你按住一头，另一头就鼓起来。
青少年模式本身也不太讨孩子喜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巍的评价是：“就像一瓶纯净水，了解过的都不会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说得更直接：“孩子怎么可能在无菌的环境里成长？”
问题出在“白名单制”。
青少年模式的逻辑是：给孩子一个“干净”的内容池，只允许看被审核通过、被认为“适合”未成年人的内容。结果是，这个内容池里的东西无趣到没有几个青少年愿意主动使用。社交货币消失了，同龄人之间的话题接不上了，青少年模式成了一种惩罚。
韩国也交过一轮学费。
2011 年，韩国通过“灰姑娘法”（Shutdown Law），禁止 16 岁以下未成年人在凌晨 0 点到早 6 点玩网络游戏。这项法律运行了整整十年。
十年后的 2021 年，韩国废除了它。
PubMed 上一项基于 2011-2015 年数据的差异中的差异（DID）分析显示，这项政策对青少年网瘾评分和睡眠时间均无显著改善。韩国女性家庭部给出的废除理由只有四个字：尊重儿童自主权。
我在六年前写过一段话，现在看来不得不再说一遍：
“在中国，对于一个身边没有父辈直接管教的留守儿童来说，再严格的防沉迷系统也是失效的。因为这本质上陷入了一种对抗思维，而一家企业、一个平台、乃至一个政府是不可能在与千千万万个儿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的，只有他们的家长可以。”
六年过去了，各国确实走上了不同的“管”的路径。但中国五年和韩国十年的实践，都指向同一个判断：你不可能通过切断连接来保护一代人。
因为你的对手不止是一个平台、一套算法，更是一整代人对数字世界的原生需求。
你管住了游戏，他们去看短视频。你管住了短视频，他们去刷小红书。你把所有 App 都管住了，他们会拿起父母的手机。
“管”可以降低峰值伤害，但“管”本身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问题是什么？
这些产品从设计之初，就没有把未成年人的安全放在优先级里。
3 澳大利亚的 470 万个被删账号
2025 年 12 月 10 日，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
470 万个未成年人账号被停用或删除。这是全球最激进的社交媒体管制实验。它绕开限时、分级、宵禁这些中间方案，直接禁止 16 岁以下使用。
三个月后，2026 年 3 月，澳大利亚民调机构 YouGov 发布了一份针对家长的调查。
61% 的家长观察到了正面效果：43% 说孩子有了更多面对面社交，37% 说孩子的情绪状态改善了。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澳大利亚模式会显得很漂亮。
但到 6 月，这个故事已经没法这么讲了。
澳大利亚电子安全专员办公室的口径很谨慎：这不是 ban，而是 delay。不是“禁止”，是“推迟拥有账号”。孩子和家长不会受罚，平台如果没有采取“合理措施”挡住 16 岁以下用户，最高可能面对 4,950 万澳元罚款。
这套措辞很聪明。它把政策从惩罚孩子转成约束平台。但现实世界不吃措辞。
英国《卫报》在禁令实施六个月后采访了一组澳大利亚家长，得到的结论并不整齐，更像一堆互相打架的家庭现场。
墨尔本一位母亲说，禁令给了她“对抗设备的额外工具”。孩子不能再用“某某也有 TikTok”来反驳她，争吵变少了。但她也怀疑女儿依然在用 Snapchat，或者在公交车上围着同学的手机看 TikTok。
布里斯班一位父亲的判断更直接：禁令失败了。他 13 岁的儿子说自己是唯一不用 Snapchat 的人，而朋友们还在上面。对一群中学生来说，一项轻易绕过的法律很快就会变成笑话。
更麻烦的是第三类家庭。墨尔本一位家长说，15 岁的孩子绕过了 TikTok 和 Instagram 的年龄验证，但失去了 Snapchat。问题是，Snapchat 曾经是他们放学后和周末维系同学关系的主要工具。账号被关掉以后，他们没有回到阳光下踢球，只是更少和朋友互动。
还有一个父亲发现，儿子仍然可以看 YouTube，只是不能登录。过去登录状态下，家长可以通过账号管理观看内容、限制频道；现在孩子成了匿名用户，被平台喂给最流行、也最难管的内容。
这就是禁令的第一层悖论：它可能减少了账号，却削弱了可见性。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 1 月整理澳大利亚禁令时就提到，政府委托研究显示，10-15 岁儿童中 96% 使用社交媒体，七成接触过有害内容，超过一半遭遇过网络欺凌。这些数字足够说明政府为什么必须行动。但它们说明不了禁令会把孩子带到哪里。
很多孩子去了更隐蔽的地方：借用父母或年长兄姐的账号，使用 VPN，转向不在禁令清单上的小型平台、游戏社区和端到端加密群组。这些空间没有 Meta 和 TikTok 的内容审核体系，没有举报机制，也没有多少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
这是禁令的经典副作用：你把人从监管范围内赶了出去。他们没有回到现实世界，而是进了监管的死角。
年龄验证是另一个争议焦点。
要确认一个用户是否满 16 岁，你需要某种形式的身份验证：生物识别、身份证件上传、面部年龄估算。问题是，年龄验证技术恰恰在青少年身上最容易出错；而且它要求平台、应用商店或第三方机构处理更高敏感度的数据。
围绕英国禁令的一类批评，也可以直接套回澳大利亚：孩子不应该为了参与现代数字生活交出隐私。真正需要被监管的是基于监控的商业模式、默认画像、超个性化推荐、自动播放、无限滚动和其他操纵性设计。
这就像你告诉一个酒吧“不许卖酒给未成年人”。酒吧的反应通常不是改善环境，而是在门口查身份证。那些混进去的孩子，反而处在更无人保护的地方。
470 万个被删除的账号，是一个宏大的政策数字。
每一个账号背后那个 14 岁的人去了哪里，没有人在追踪。
4 “注意义务”才是真正的武器
让我们回到洛杉矶的那间法庭。
陪审团裁定 Meta 和 YouTube 负有过失责任。但请注意，裁定没有停在“社交媒体有害”这种宽泛判断上，而是落到了两件更具体的事上：
第一，Meta 和 YouTube 故意设计了成瘾性功能。
第二，它们未能就这些功能的风险向用户发出充分警告。
过失责任，加上警示义务。这是产品责任法里最经典的两把刀。
这个裁定不是凭空来的。
2021 年，前 Facebook 员工弗朗西丝·豪根（Frances Haugen）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媒体泄露了数千页内部文件，后来被称为“Facebook Papers”。其中一份内部研究显示：32% 的青少年女孩在感觉身体形象不佳时，Instagram 让她们感觉更糟。13.5% 的英国青少年女孩将自杀想法追溯到 Instagram 的使用。Meta 知道这些数据。Meta 没有公开。
2025 年 10 月，路透社独家报道了 Meta 一份更新的内部研究：脆弱青少年在平台上被推送了显著更多的饮食失调相关内容。Meta 的内部顾问曾建议限制此类推荐。公司没有采取行动。
Meta 知道。
然后继续。
这正是产品责任框架的杀伤力。
想想含铅涂料、石棉和大烟草。这些历史案例的共同模式是什么？法律没有先去追问“消费者为什么买这个东西”，而是追问“制造商为什么把产品设计成这样，并且明知有害仍不作为”。
《焦虑的一代》作者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 2026 年世界幸福报告中的判断很直接：“这是一个产品安全问题，不是个人选择问题。”
至此，三条路径的差异已经清楚了。
中国路径是行为管制：限制用户的使用时长和可访问内容。逻辑是，孩子不能玩太久。
澳大利亚路径是准入管制：直接禁止用户进入平台。逻辑是，孩子不能进来。
美国路径是产品责任：要求平台为产品设计承担法律责任。逻辑是，你不能把产品做成这样。
为什么第三条路径更可能改变激励结构？
因为禁令给平台留下了一个很方便的借口：反正孩子不该用我们的产品。行为管制也容易变成最低限度合规：我加了防沉迷弹窗和青少年模式。
产品责任逼平台面对一个更麻烦的问题：
你的无限滚动、自动播放、推荐算法和社交验证机制，是不是被故意设计成让人——包括孩子——无法停下来？
如果是，你就得改。不改，就赔。
600 万美元，3.75 亿美元，以及还在排队的 2,000 个案件。这是一种语言，任何上市公司的董事会都听得懂。
我们到底是想让互联网对孩子更安全，还是想让互联网上没有孩子？
这两件事不一样。
中国做了五年，韩国做了十年，澳大利亚已经进入第六个月，英国准备从 2027 年春天接棒。答案已经逐渐清楚：你不可能通过切断连接来保护一代人。
你只能让连接本身变得更安全。
“让连接变得更安全”这件事，不能只靠政府。政府没有能力精确干预产品设计。也不能全部交给家长，家长在技术和信息上都与平台不对等。真正能改连接方式的，是设计了这些连接的平台。
前提是，你得给它们一个不得不改的理由。
600 万美元、3.75 亿美元、以及还在排队的 2,000 个案件，就是那个理由。
但另一个问题悬在空中，尚无答案：
如果平台真的“改好了”——无限滚动消失了，自动播放关闭了，推荐算法变得“健康”了——那个东西，还是社交媒体吗？
或者说，社交媒体的本质，是否就包含了那些让人停不下来的东西？
如果答案是“是”，那么我们面对的就不是一个可以被修复的 bug，而是一个需要被重新发明的品类。
这可能才是这场全球运动真正的终点。
订阅赤潮
赞助商
这里是一个留空的位置，用于插入广告。
Loading...
